美国大学内部治理的逻辑特征与内涵意义
信息来源：微信公众号：对话中美高教 作者：常桐善 发布日期：2020年11月23日 16:40 点击：[]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
非常荣幸有这次机会与大家交流，感谢高等教育学会的邀请。
我今天与大家交流的题目是“美国大学内部治理的逻辑特征与内涵意义”。大学治理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宽泛的概念，既包括内部的治理体系，也包括政府权力、法律等外部的组成元素。我今天与大家的交流内容，主要是基于我在加州大学从事行政工作和担任学术委员会顾问的经历，阐述以董事会、行政管理组织以及学术委员会组成的大学内部治理模式的特征和内涵意义。
关于治理权力的研究多如牛毛。很多研究发现，领导常常希望权利集中化，其目的可能是为了控制别人，也可能是想控制决策过程，抑或是二者兼具。但亨利·明茨伯格指出，很多组织的领导人由于过分控制权力而毁了组织，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其中的经典案例就是亨利
·福特，他几乎葬送了其亲自创立的汽车公司。那么在大学这样一个肩负育人、科研等非常特殊任务的复杂组织，权力分散尤其重要，大学至少要与教师分享学术权力，与教师共同治理学术发展。我自己在加州大学工作多年的体会是，在大学治理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地位，通过不同的途径享有大学治理的权力和义务，并为大学治理履行自己的职责。
高校“外行”董事会是大学治理的最高权力组织，在大学治理中有其独特的优势
大家都知道，美国大学治理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外行”董事会享有大学治理的最高权力。为什么说是“外行”董事会，因为大多数董事会的成员在担任董事会成员之前没有直接从事高校治理的经验。就拿加州大学来说，
20多位董事会成员中，除了校长以及加州社区学院的校长等个别成员外，其他成员都来自其他行业。但这样的董事会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独特的优势：一是董事会成员没有薪酬，在人事管理方面，只有任命校长的权利，所以不存在互相之间的个人利益冲突，有利于比较公平的开展工作。二是由于董事会成员的多元化社会背景，他们起到了大学与社会之间沟通的桥梁作用，有利于大学的发展更加切合社会需要。三是大学董事会成员的任期很长，例如加州大学董事会成员的任期是12年，有利于大学治理理念和实践工作的持续性。另外，他们的任期时间远远长于州长的4年或者8年任期，也有利于避免政治、党派对大学治理产生直接的影响。我对董事会的总体感觉是，他们都非常敬业，而且可以看到，他们服务董事会多年后，确实对高等教育发展具有独到的见解，是大学治理难得的宝贵财富。
“共治”模式中专业化与职业化的互补是大学有效治理的关键
大学“共治”模式有很多值得思考的价值，但我自己通过在加州大学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以及担任学术委员会顾问，深深体会到，大学“共治”模式非常重要的价值之一是，学术委员会与行政机构在大学治理中充分发挥
专业化与职业化紧密结合
的互补作用。行为主义决策者认为，决策是否有效取决于决策过程，如果决策过程不合理，决策必将胎死腹中。对大学而言，学术委员会成员将自己从事学术工作的经验与行政管理人员从事行政管理的职业经验结合起来，从决策过程来说，更加合理，具有优势互补的作用，所以说是大学有效治理的关键。我在这方面的体会非常深，过去
10多年，我每月都会参加学术委员会的有关会议，他们讨论学术治理问题的视角常常让我耳目一新。
从总体上来说，美国大学治理的民主化程度比较高。学术委员会以及董事会的决策都是投票制，而且董事会决策的商议和投票过程都是公开的，也是通过视频向外界公开传播。行政部门的决策主要通过商议确定的，但商议过程通常也是比较透明。另外，大学决策的科学化程度很高，大家可能知道，基于个人经验的决策可能会产生偏见，至少按照赫伯特·西
蒙的说法就是一种
“有限理性”的决策，也就是缺乏足够的证据。我自己从事院校研究工作，深深体会到，院校研究在美国大学治理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现在的美国大学，如果离开了院校研究，虽然也不会关门，但可以不夸张地说，治理工作会无从下手，举步维艰。
处理好与政府以及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是大学有效治理的重要条件
其实在大学治理方面，美国的公立大学与中国的大学有很多相似之处。美国大学也需要处理好大学与政府以及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而且很重要。拿加州大学来说，相当一部分部分教育经费是州政府拨款，所以州政府在大学治理中有发言权。另外，大学的相当一部分经费来自社会捐款，所以捐款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影响大学的治理。这个事实，也印证了我们常说的，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大学也一样，没有钱也就无需谈论大学治理。当然，一所具有高效治理的大学也会吸引政府以及社会团体的经费投入。因此处理好大学与政府以及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也是大学内部治理的重要工作。
如果粗略划分，美国大学内部人员的组成包括董事会成员、教师、行政管理人员、后勤服务人员以及学生。在美国大学内部治理中，由于各界人员都不同程度的参与其中，各自团体形成了自己的权力集团或者利益群体。他们为了各自群体的利益，都会努力影响决策过程。所有在决策中常常遇到难以达成共识，甚至是互相对抗的问题。这种情况在中国大学同样存在。要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各利益团体能够从大局出发，为大学治理的全局着想，争取把对抗降低到最低程度，才能提升治理成效。
大学治理的逻辑特征可能还有很多，由于时间关系，也由于我个人认识的局限性，我就谈这六个方面的特征。下面我介绍一下我对大学“共治”模式内涵意义的体会。
马丁·特罗将加州大学“共治”的内涵价值总结为：“大学自治的最大化”（
the maximization ofuniversity’s autonomy）和“追求卓越”（pursuit of preeminent）。这也是我过去10多年在加州大学工作的体会。为了在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中，以及在中文语境下更好地理解“共治”模式的内涵价值，我将其总结为三个方面：
一是“共做主”（shared ownership）
：大学各界人员，包括董事会成员、教师、行政管理职员、学生等必须作为大学办学的主人，为大学治理和发展做主，要有主人翁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大学治理中利益团体对抗的问题，才能使治理和决策效益最大化。我在加州大学工作10多年来最深的体会之一是，大学董事会成员、行政管理人员、教师、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积极性非常高。说实在，我非常钦佩加州大学教师参与学术治理的那种精神。是什么驱使他们对这些不计报酬，不计工作量的工作而付出如此之多的时间和精力，确实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答案。
二是“共履职”（shared responsibilities）
：大学各界人员在大学治理中必须要共同履行各自的职责，承担大学治理和发展的重任。当然，我所说的履职不仅仅是完成教学、科研或者说行政服务工作，也包括参与大学治理的工作，也就是要扮演好自己在治理中的角色。
三是“同担责”（shared accountability）
：大学人应该有承担大学办学责任的义务、信心和实际行动。大学治理的好坏不仅仅是领导层的责任。如果大学发展出现了问题，我们有必要自问，我们作为大学的一员，是否尽到了自己职责，我们是否也应该担负一定的责任。当然，大学必须要构建和维护这样一个有利于人人参与治理的文化氛围，只有当大学各界人员有机会参与治理时，从法理的角度来说，他们也才有义务为治理担责。
最后，根据我前面介绍的治理特征以及内涵意义，对中国大学内部治理提出几点不成熟的建议：
一是处理好“行政化”与大学治理之间的关系
。“行政”本身也是大学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中国的“行政化”，包括领导的行政级别、政府的管控行为以及评价制度等都受到了很多争议，但我认为这些都不是削弱大学内部治理效果的主要因素。关键问题是大学领导不管是厅级，还是副部级，不管是校长，还是书记，要正确对待自己的岗位职责，必须按照大学治理的规律和任务、高等教育法以及大学章程来履行自己的职责。如果大学领导这样做了，现在遇到的很多内部治理问题自然也会消失；否则，即便是取消领导的行政级别，即便是大学享有完全自治的权力，“行政化”问题仍然会存在，大学治理效果也很难提高。事实上，美国公立大学也没有完全自治的权力。
二是努力提升大学各界人员参与大学治理的程度
。中国高校的人员参与治理的程度还非常低，我想在座的的各位应该有同样的体会。当然，可能有很多人会埋怨当前的体制和制度，认为大学没有提供足够的参与机会，大学的很多决策并不透明，等等。这确实也是事实。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座的各位老师、行政管理人员也可以想一下，我们是否有参与大学治理的愿望，是否在寻求机会参与。所以说大学各界人员是否能够参与大学治理受治理体制和个人愿望以及行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进行治理体制改革的同时，也需要反思我们大学人在治理中的问题。
三是加强学术领导力在大学治理中的作用
。中国大学在过去几年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有很多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已经承担了学术治理的重要工作。但从总体上来说，学术领导力在大学治理中的作用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大学领导要把学术治理权交给教师，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但你必须这样去做。也许有人会争辩，美国的经验不适应中国的大学，可以，但我们至少可以学习中国大学的成功经验。我一直在关注中国大学在这方面的发展，也确实看到了很多中国大学的成功经验。大家可以根据你们的需要去做一些调研，一会是受益匪浅。
四是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参与大学治理的机会
。与美国很多大学一样，加州大学董事会以及学术委员会都有学生席位，为学生提供了很多参与大学治理的机会。除此之外，我们也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学生“声音”，比如本科生就读经历调查。我们也会通过各种途径把收集到的“声音”提交给董事会、学术委员会以及各职能部门。这些“声音”也确实在学校治理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每年在这方面的投资有几百万美元。当我看到学生“声音”在大学治理中发挥了有效的作用时，我觉得这些投资也是非常值得的。我也期待看到中国高校，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能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参与大学治理的机会，让他们的“声音”在大学治理中发挥作用。
上一条：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性质与功能
下一条：教育部长陈宝生撰文：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 五中全会深解读
【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