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 源：《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12期
编者按：2019年11月，教育部印发《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部印发的首个教育科研规范性文件，对做好新时代教育科研工作具有重大开创性意义。《意见》是指导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在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教育科研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思路举措的同时，还为做好新时代教育科研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为进一步学习好《意见》精神，推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育科学理论体系，不断提升教育科研质量和服务水平，《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与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邀请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六位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为新时代加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贡献智慧。
（一）新时代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体系
张德祥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四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大连理工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
近日，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简称《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主要任务、保障措施等，对促进我国教育科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面临新形势、新任务，也呼唤有更高水平的教育科学研究。正如《意见》指出的那样，“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迫切需要教育科研更好地探索规律、破解难题、引领创新”。
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为发展和繁荣我国高等教育科学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国家和各级政府制定政策发挥了“智库”作用，为解决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实践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方案。面向未来，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要有更大的作为，为实现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目标和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做出更大的贡献。《意见》指出“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把它作为我国教育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有责任为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体系作出贡献。
第一，新时代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要加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蓬勃发展始于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后。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带有浓厚的学科情结。潘懋元先生为首的老一辈研究者、开拓者和奠基者，以筚路蓝缕、披荆斩棘、高瞻远瞩的精神、勇气、毅力和眼界创建了高等教育学学科，由此也拉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研究波澜壮阔的大幕。在我国，一直存在着高等教育研究是“学科”还是“领域”的争论。有的学者提出，在国外，高等教育研究通常被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没有高等教育学这个学科，我国是否还要建设高等教育学学科。还有的学者提出，高等教育学在理论体系、专门术语和方法论等方面尚缺乏系统成熟的学科规范与标准，因此，不能成为一个学科。40多年的实践证明，高等教育研究，既可以是一个研究领域，也可以是一个学科。把高等教育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有利于人们更加关注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现实问题，研究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推动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也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奠定基础和创造条件。把高等教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建设，把高等教育理性认识中最一般、最普遍、最基本的问题抽象出来，加以概念化、理论化、体系化，有助于我们深化对高等教育的认识，有助于指导高等教育的实践。西方没有高等教育学学科，不等于我们不能创设高等教育学学科。正如潘懋元先生指出，“高等教育学由于有它的独立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更由于它有其特殊的不同于普通教育的规律，因而，可以构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至于理论体系、专门术语、方法论体系等，只有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不断成熟。”可以说，将高等教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进行建设，是对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重大学术贡献。而且，高等教育研究是一个学科还是一个领域，并不是彼此对立、水火不容的。实际上，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坚持“学科”与“领域”两条路线，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既体现了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特色，也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学术自觉与学术自信。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面临的使命与责任。首先，高等教育学的学术共同体意识有待增强，至少应有一批高等教育研究理论工作者以浓厚的学科意识和强烈的学科建设使命感与责任感致力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全面总结、系统提炼与批判承续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经验与成果，也大力推动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在新时代实现新的突破与发展，把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重任担起来，把这项有意义的事业推动下去。其次，高等教育学学科虽然经过40年的建设与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从一个学科成熟标准的角度看，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依然任重道远，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合法性”问题仍然受到质疑。高等教育学学科的一些概念、范畴、命题等需要深化认识；高等教育学学科的框架体系需要进一步丰富与完善；高等教育学学科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本质、规律、价值、功能等需要深入研究；高等教育学学科中涉及学科、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与原则等方面的研究还显得薄弱。最后，经过我国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的多年努力，高等教育学学科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高等教育学学科群，这个学科群包括众多的分支学科，如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政治学、高等教育社会学、高等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法学、高等教育管理学、高等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史、高等学校课程论、高等学校教学论、高等学校德育论等。这些分支学科的建设是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十年来，这些分支学科的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是，发展很不平衡，总体来说，这些学科需要产出更多高水平的成果。
第二，新时代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要加强高等教育重大理论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学揭示高等教育的本质及其运行、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对高等教育的基本认识的知识体系，提供了认识、解释高等教育的基本框架，提供了指导高等教育实践的一般原则，在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中具有基石作用。高等教育实践纷繁复杂、千头万绪，需要研究与解答的理论问题很多，这些问题不可能都囊括在高等教育学的学科体系中。特别是在我国波澜壮阔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提出了许多需要研究探讨的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更加贴近我国高等教育的实践，对于丰富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指导高等教育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需要高度重视并做深入研究。
改革开放后，我国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在积极构建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同时，也努力探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并产生大量的优秀成果。在这个探索中，既有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独立研究，也有不同规模的合作研究，其中较大规模的合作研究如1993年由周远清同志提出并直接组织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2008年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组织实施的“遵循科学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研究、2012年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组织实施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研究”。这些研究组织了我国大批专家，对我国不同时期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加以吸纳、凝练、概括、阐发、创新，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形成的理论成果无论是对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还是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都在持续产生影响。
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源于实践，要服务实践。高等教育的实践不断发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就需要不断升华和深化。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不断推进，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理论体系也需要不断丰富和完善。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已站在新的起点、面临新的形势，仍然有许多高等教育重大理论问题需要阐释和研究。宏观层面：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道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高等教育与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高等教育国际化、政府、大学、社会之间新型关系、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标准与路径、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高等教育公平与高等教育政策、大学分类建设与发展。大学层面: 立德树人落实机制、大学生身心成长与发展规律、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建构、大学素质教育实现路径与机制、大学自主办学中的自我发展与自我约束、大学章程的法律地位及大学的制度体系、大学内部校院关系与二级学院治理、跨学科学术组织运行与发展、大学教师师德建设、大学教师考核评价，等等。
（二）新时代高等教育研究更要发挥指引作用
别敦荣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
近日，教育部发布了《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全面阐述了新时代教育科研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要求，对教育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坚定信念、明确使命、开创教育研究工作新局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已经成为“显学”。高等教育研究是教育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经历了40余年的学科化历程，从小到大、从较弱到较强，对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每年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以万计，出版学术著作数以百计；数十家大学开办了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教育，开办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更多；高等教育学术期刊数十种，入选CSSCI的就有近20种；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近千所，尽管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人数缺乏精确统计，但粗略估计专业研究人员超过5000人。所以，有人宣称高等教育研究在中国已经成为“显学”，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不仅在理论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对高等教育实践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更确切地说，高等教育研究对实践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解释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理论科普、高等教育政策论证和阐释以及相关的工作研究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的快速发展相比，理论研究表现出一定的被动性，有被实践推着进步的现象。如高等教育实践中一些大的行动往往不是理论工作者首先倡导的，而是实际工作中先有动议，或者先做出来的。如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问题就是由几位高校校长和党委书记于1979年提出来的；被称为“第二次院系大调整”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则是在经济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后进行的配套性改革；高等教育“大扩招”更是高教界以外的人士倡议的。尽管在这些改革与发展付诸实施后，高等教育研究很快跟进，为实践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持，但客观上讲，高等教育研究的预见性不足，对改革与发展缺乏前瞻性的理论构想，更缺少能够为高等教育实践所遵循的具有广泛适应性的学说或理论流派。
高等教育研究对实践所发挥的作用与其学科化水平密切相关。高等教育研究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或称应用性，实践不仅为高等教育研究提供了研究对象和取之不尽的素材，而且为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提供了发挥实际作用的广阔天地。在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的初期，无论是研究人员的专业化水平、研究方法和手段的科学化程度，还是高校干部教师和相关政府部门人员对理论的需求，都还处于较低水平，这种状况客观上制约了高等教育研究对实践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需要理论指引。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就在学人口规模而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达到了普及化的及格线。据统计，1949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只有11.65万人，毛入学率为0.26%；1978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为228万人，毛入学率为2.7%；2018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达到3 833万，毛入学率上升到48.1%。纵向比较可见，数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不断超越，满足了数以千万计的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实现了千万人民群众梦寐以求的愿望，同时也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提供了数以亿计的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才。另外，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年统计，全球高等教育在学人口总规模达到了2.236亿人，欧洲高等教育在学人口总规模为2 889.83万人，北美洲高等教育在学人口总规模为2 064.08万人。如此看来，在世界高等教育总规模中，我国不仅超过了所有国家，是全球高等教育第一大国，而且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超出北美洲国家之和近一倍，超出所有欧洲国家之和近1 000万人。这表明就规模而言，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地位是无可匹敌的。另据我国教育部统计，2018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66.21万人，来华留学人数达到49.22万人；改革开放以来，已累计派出留学人员585.71万人，其中，完成留学回国人员达到365.14万人。国际大学排名也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地位的变化，2004年，我国仅有5所大学进入QS世界大学排行榜200强，进入排名前100的只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所学校；2018年发布的QS世界大学排行榜中，我国已有22所大学进入前500强，一批大学进入前200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6所高校跻身100强。这些数据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脱离了世界边缘的位置，开始向中心转移。就国际影响力而言，我国高等教育在世界的地位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
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迫切需要高等教育研究发挥新的更大的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很显然，总书记“更加迫切”“更加强烈”所指的不是量的需要，应当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质量，是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类型和水平，这是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更高要求。用更先进的理念思想和更富有效率的体制机制，消除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各种障碍，发展更富有内涵和特色，水平更高、质量更优的高等教育，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
规模上达到普及化水平不是终点，而是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起点。这既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还是履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责任的需要。从美国的经济和人口规模看，要达到美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我国的经济总量还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增长两倍以上；从美国劳动人口中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比例看，我国还要培养4亿以上的高等教育毕业生，也就是在现有的接受了高等教育人口的基础上增加两倍以上的高等教育毕业生；从美国接收国际留学生的规模看，我国还应扩大招收国际留学生一倍以上。不论是经济总量的增长，还是劳动年龄人口中接受了高等教育人口占比的改善，抑或是接收国际留学生的规模扩大，都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前景广阔，任务艰巨繁重。建设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构筑高等教育强国的坚实基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缺乏理论指引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新时代高等教育研究必须转变研究范式。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重于解释，而且主要是用欧美的高等教育理论和思想解释我国高等教育历史发展和现实诉求，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一种重要倾向。高等教育研究要发挥指引作用，必须转变研究范式，立足中国大地，研究中国问题，提出中国理论，指明中国道路，创建中国学派，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体系。
提高原创研究能力，厚植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理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走过了一条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发展道路，与欧美国家相比，有共性，个性更加鲜明。在借鉴和吸收欧美国家经验的基础上，中国高等教育更需要有自己的发展理论指引前行的方向。研究机构要大力加强专业化研究队伍建设，培育优势研究力量，提高原创研究能力，建立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和流派。
聚焦重大实践需求，提供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方案。中国学者有责任和义务提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案，高等教育研究要走出书斋，理论联系实际，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围绕中央关心、社会关注、人民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中国方案，发挥专业引领作用，推动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加强研究机构建设，培育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国家队”。借《意见》发布东风，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应加强研究队伍建设，完善研究条件，搭建高水平研究平台，不断提高研究实力和水平。政府应遴选一批研究机构，采取专项支持建设方式，打造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研究“国家队”。
（三）院校研究与大学改进
周光礼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杰出学者”特聘教授）
2019年10月30日，教育部印发《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全面提高服务决策能力。这一新的精神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中的政策含义，就是要从理论研究走向行动研究，发展一种高等教育改进理论，通过院校研究推进我国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一，高等教育研究必须坚持“三个面向”。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始于20世纪80时代初。4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经验性的“校本研究”阶段。1979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上海师范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刘佛年、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邓旭初呼吁给高等学校一点办学自主权的文章，得到了党和政府的积极回应。1985年，中办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高校办学自主权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为加强对学校自身发展的研究，我国高校普遍设立高等教育研究所或者高等教育研究室。这些机构针对学校存在的问题开展了大量的“校本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第二阶段，学科化的“理论研究”阶段。20世纪末90年代初，我国高校的“校本研究”开始分化。大部分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朝着行政化方向发展，成为了行政序列的“服务机构”和“咨询机构”。少部分高等教育研究室朝着学科化方向发展，走向学术研究和研究生教育之路。第三阶段，跨学科的“院校研究”阶段。高等教育研究的过分学科化窒息了其生机与活力，陷于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困境，学界开始呼吁发展一种实践导向的行动理论。2000年，华中科技大学率先成立了院校发展研究中心，倡导院校研究。院校研究是利用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为改进大学所进行的研究。院校研究强调为学校决策提供全面服务，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和跨学科性。当前，院校研究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最具活力的研究方向。
通过学术史的梳理可知，高等教育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跨学科性。陈洪捷教授有一个说法，“教育学从产生到现在始终都具有跨学科的特点，或者说教育学是一个多学科的集合。”这一论断用在高等教育学身上尤其贴切。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在《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中，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组织学、文化学、社会学、科学社会学及政策科学都能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知识来源。事实上，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学科化过程中，就大量借鉴和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知识，以至于人们发现“高等教育学没有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方法”。跨学科意味着高等教育研究是问题导向和应用导向的。因此，高等教育研究必须坚持三个面向：强烈面向问题；强烈面向实践；强烈面向应用。 第二，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范式面临 “双重选择”。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有两种研究路径，一种是学科导向，另一种是实践导向。学科导向路径遵循学科逻辑，以组织目标为逻辑起点，主张确定组织目标是高等教育管理的中心工作。根据学科导向路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中心论题是限定和明确组织目标，其研究范围主要涉及大学组织的内部运转、大学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以及大学组织的举办者与管理者关系等问题。实践导向路径遵循社会需求逻辑，主张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旨在改进大学管理实践。实践导向路径坚持问题导向，认为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应该是一种行动研究、自我研究（院校研究）。行动研究强调理论可以为决策提供基本框架，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应发展一种行动理论或实践理论，即理论知识如何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的理论。
从学科导向到实践导向是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基本趋势。根据迈克尔·吉本斯等人的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理论，跨学科和应用导向是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基本特点。与传统的学科知识生产模式不同，知识生产模式Ⅱ强调学术研究的应用导向和跨学科。与环境科学、公共管理学等“软学科”一样，高等教育管理学只是一个寄生性的学科，高度依赖政治学、社会学、工商管理等学科的研究视野和解释框架。高等教育管理学一旦追求学科化，就会努力建立严格的学科边界。这样就会人为地切断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最终失去生机与活力。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并没有自己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导向和跨学科是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繁荣的根本保障。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美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繁荣昌盛离不开许多学科的专家们的研究工作。
涉及研究范式的另一个重要选择是高等教育管理的独立性问题。对这一问题，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是“普遍性”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管理的普遍原理可以运用到所有组织中（军队、政府、学校、企业），不同类型的组织都有相同的管理技术（计划、组织、领导、协调、控制和评价），不同组织所需的领导能力也是一样的（判断力、控制力、影响力、学习能力、创造力）。另一种是“特殊性”观点。这种观点强调，大学管理与其他组织的管理有很大的区别，大学不同于政府、不同于企业，把工商业管理的手段引入到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大学是很不恰当的；大学组织具有典型的“有组织无政府状态”的特质，目标模糊、底部沉重、难以评估是其突出特点。我们认为，高等教育管理具有独立性与兼容性。所谓独立性，就是要充分考虑大学组织特点，基于高等教育管理的实践发展理论模式；所谓兼容性，就是强调其他领域的管理思想和经验经过改造后能够运用到大学组织管理上。
第三，服务决策是院校研究的“根本任务”。院校研究产于美国，20世纪80年代末被介绍到我国。院校研究是一种利用跨学科的理论实施大学改进的行动研究。院校研究的根本任务是基于院校信息系统，通过数据的收集、分析解释，为院校决策服务，进而推动大学改进。
为了实现推动大学改进的根本任务，院校研究必须致力于“基于证据的决策”。“基于证据的决策”源于循证医学的“基于证据的实践”。事实上，决策者与医生所进行的实践决策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不同的是，很多医生在决策时会遵循严格的科学证据，决策者却更多依赖于个人经验。“基于证据的决策”就是在决策过程中将决策者的智慧与最佳、有效的证据整合起来进行决策。教育领域中的“基于证据的决策”被称为“循证教育学”，即根据有效证据进行调整的教育政策或教育实践。
院校研究的中心论题是大学改进。为了推动大学改进，院校研究必须聚焦于服务教育决策和教育实践。从循证教育学的角度来看，院校研究的使命是提供最佳证据。院校研究者要从高等教育理论中分离出类似临床证据的应用理论，为决策者提供指导实践的证据。院校研究者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评判 “最佳”证据。评判证据的前提是对证据以其方法的严格程度进行分级。一般来说，定量证据高于定性证据。在循证教育学看来，任何教育实践或决策，均不能只是基于实践者的某种哲学或信念，而必须基于科学证据，用数据说话。
（四）明确边界 强化跨界 推进高教研究事业
刘振天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会主席、教授）
教育部新近印发了《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从总体要求、服务质量与水平、体制机制创新、科研队伍、保障水平等五大方面对新时代我国教育科学研究工作提出了原则性意见。既充分体现了对教育科学研究的高度重视、依靠和期待，又充分表达了对教育研究机构及研究队伍的高度信任、关心和支持。
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改革及取得的重要成就，凝结着高等教育研究者的探索、智慧和贡献。当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高等教育研究还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与新时代建设教育科研强国目标要求之间还有差距。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学化程度较低，学科发展水平和成熟度不高，理论解释、指导和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不强。高等教育研究及其成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不时受到来自政府官员、高校管理者、一线教师以至于有关社会人士的怀疑、批评和责怪。面对窘境，高等教育研究者一直在思索、在努力、在寻觅、在改变。但无疑学科成长、发展和成熟需要时间、需要磨练，需要各界保有一种忍耐和宽容之心，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改变观念，需要创新体制机制，需要多方联动，集结政府、高校、教师、社会和研究机构各方面力量，携手打造高等教育研究共同体。
第一，明确边界意识，增进相互理解。高教专门研究机构、教育行政部门、高等学校、一线教师、社会有关组织等，在开展高等教育研究活动中均不可或缺。他们共同肩负着发展高等教育研究事业和解决高等教育实践问题的任务。但每一部门和每支队伍不是同质同构，他们有其各自的活动目标、任务、职能、方式方法以及表现形态等边界范围，在边界之内有各自长项，一旦越过边界就不免会遭遇短板。比如，上述各方队伍可能都在开展高等教育问题研究，但专门研究机构及其人员职责首先是通过研究现象和问题发现隐藏背后的一般规律与关系，从而对现象和问题作出合理性的审视、解释和回答，以此丰富和发展教育理论。即使他们提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建议和方案，那也多半是在规律、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的一般性启示，而较少是直接的技术性操作性方案本身，要理论工作者直接拿出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或者具体说明书，几乎是不现实的，也是勉为其难的。这样讲不意味着对理论工作者无理辩三分或者推托责任，恰恰相反，在于为了使人们更好地认识理论研究的边界，发挥理论研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教育行政部门、高校职能部门和教学单位以及一线教师开展研究，其性质是政策研究、工作研究、行动研究或者经验研究，主要目的在于求“用”，在于直接解决实际工作中各自遇到的具体问题，提出相应的技术和办法，而不是刻意去发现规律、关系或建构什么学科理论，尽管此类研究中也可能有发现规律和建构理论的成分或可能，但那多是具体工作研究的副产品和附带物。所以，重要之处在于应该看到不同研究之间的界限及其区别。
第二，增强跨界能力，合作攻坚克难。明确区别、界限和边界意识，不是为了说明各自固守自己那方田地，井水不犯河水，或者是相轻相害、相搏相杀，而是说要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沟通，达到知己知彼，在此基础上展开有效合作。
虽各有各的边界，但彼此却割不断、离不开，需要相依共进。所谓和而不同。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实践工作者想问题、办事情、做方案，离不开理论和方法论指导，离不开一般概念、观点和知识体系，而这些，毋庸置疑多须理论工作者提供，是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成果。缺少这些，且不说搞研究，即使平时说话交流恐怕都无法正常进行。同样，实践是理论的源头活水，理论工作者所研究的问题，也多是由实践提出来的，离开实践、离开生活，就不会发现和提出问题，就无法进行正常的理论研究。因此，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必须经常深入实际、了解实践，把握实践走向，知晓管理者、教师等一线实践工作者所思、所想、所困、所惑、所为，从中提炼出要研究的有价值的问题。这样，理论研究才有针对性、现实性、解释力和生命力。而关注并解决实际问题，也是理论工作者社会责任和人文情怀的重要体现，是检验理论科学性合理性的正确通途。在高等教育日益普及化、社会化、全球化、信息化和变动不居的当今时代，无论哪一方，都要在发挥各自优势基础上，取长补短，寻求最大公约数。既要敢于走出去、有能力走出去，又要善于请进来；既要能够上得去，又要能够下得来，从而构建多方参与、联动、协调的高等教育研究共同体，推动高等教育研究不断进步、深化和创新。
第三，发挥各自优势，创新高教研究。打造高等教育研究共用体，关键是建平台、立项目、联合攻关，根据需要与可能，围绕课题目标和方向，有针对性地联合有关部门和人员，寻求合适的合作对象，有效开展跨界研究，发挥各自经历经验优势、学科专业优势和资源信息优势。如就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和决策研究而言，政府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它既是政策制定方，又是政策和决定研究的需求方，最熟悉政策目标和政策实践，因此，在政策研究中，应该发挥政府政策研究主导作用，引导教育研究部门和理论工作者围绕政策目标和政策需求，深入开展研究，从而使政策获得科学理论支持，制定出经得起理性检验和实践检验的良策善策。对于理论研究证明不合理的，政府部门需要对方案或政策加以修正。理论工作者在政策研究中，必须坚持真理性和伦理性优先法则，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在此前提下综合考虑政策研究的目的性、阶段性和现实性。
高校九大职能部门或者学院，制定政策、出台措施或实行改革行动，应该主动寻求研究机构及理论工作者的支持、参与和介入，悉心听取其意见和建议，共同设计和实施，增强政策或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广大一线教师要自觉加强行动研究、加强教学学术研究，多与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沟通交流，多向理论工作者学习，争取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不断总结和丰富教育教学经验，提高教育教学能力。
高教专门研究机构和研究者更要增强走出去的跨界意识和本领，增强服务意识和能力。一方面，主动走出去寻求合作，在合作中发现问题，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理论；另一方面，要以开放的胸怀和姿态，请那些有行政经验或教学教改经验的一线管理者、优秀教师为研究机构开设课程、讲座、共同开展课题设计和研究工作，互相交流、互通有无、戮力合作、提升研究水平和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
我们相信，通过明确边界、强化跨界，打造高等教育学术共同体，一定能建立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高等教育科学体系，一定能建成高等教育研究强国。
（五）着力完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科研体系
刘国瑞
（辽宁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四届学术委员会委员）
《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发布，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教育治理和教育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彰显了教育科研在全面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当前，无论是推动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高等教育改革，还是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发展，都有太多的问题需要破解和太多的规律性问题需要探索。应该说，高等教育事业越发展、改革越深化，高等教育研究的地位就越重要。但现实中，不但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存在不够用、不好用、不顶用的问题，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也面临着发展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窘境。体系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着系统的功能、力量和效率。认真贯彻落实《意见》精神，开创高等教育科研事业新局面，必须把完善有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科研体系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
高等教育科研体系包括组织体系、学术体系和制度体系，这其中，组织体系是基础，学术体系是核心，制度体系是保障。完善高等教育科研体系，要围绕这三个方面，在凝聚合力、增强活力、提高效力和保持定力上下真功夫。
第一，凝聚高等教育科研体系的合力。夯实高等教育研究体系的组织基础。机构是体系的组织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发展至少经历了两次起伏。第一次是大批机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迅速兴起，又在20世纪90年代机构改革期间大面积被撤销、降级、转型；第二次是21世纪初期开始恢复，又在第四轮学科评估期间随着一些学校撤并教育学科而萎缩。第二次涉及的机构虽少，但负面作用非常大。继续夯实高等教育科研体系的组织基础，应以《意见》的贯彻落实为契机，分三个层面掀起新一轮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建设热潮，一要使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成为高等学校不可或缺的标配，而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二要推进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规范化建设，增强专业发展能力；三要加强内涵建设，重点打造一批新型教育智库和高水平教育教学研究机构。
提高高等教育研究组织管理系统的效能。体系不是一盘散沙的量的存在，而应是纵向有分工、横向有布局、竞争与合作交织的秩序化关系状态。高等教育研究的组织管理涉及课题管理部门、科研实体部门、社团组织等，也由此构成了三个主要子系统，即中央与地方两级党委宣传部门、教育行政部门构成的行政（政治）管理系统，由国家和省两级社科基金项目（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科技项目部门和人文社科项目管理部门构成的课题管理系统，以及由国家和省两级高等教育学会组成的群体性学术组织系统。将三个子系统形成合力，要在纵向上发挥好省级管理系统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横向上建构分工合作、协同高效的新机制，党委和政府部门履行好制定政策、搭建平台、实施项目和奖励先进等职责，社团组织承担起制定行业自律公约和学术规范、开展多样化活动等责任，骨干学校则在教育科研人才培养培训以及科研引领示范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增强高等教育科研体系的活力。以体系内的开放激发活力。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学术运行系统，既有“双一流”建设高校与一般高校、综合大学与行业特色院校、师范类院校与非师范院校、拥有教育类学位点院校与其他院校之别，也有教育行政部门所属科研机构、高校科研机构与民间科研机构之分，他们的价值诉求、关注热点甚至研究风格均有不同。增强体系活力，必须继续优化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分工与布局，在开放、包容、共享上下功夫。拥有教育学科博士点的高校应肩负起“推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育科学理论体系”的重任；以中央和省两级教育行政部门所属研究机构为主、包括部分高校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应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破解重大教育战略问题，支撑引领教育改革发展”上发挥骨干作用；广大的高校高教研究机构应在“立足中国大地，面向教育教学实践，坚持问题导向，结合实际开展教育改革实验，创造和提炼多元特色化模式与经验”上发挥主体作用。
以体系内外的协同增强活力。重视加强不同类型、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科研机构之间的协同创新，重视科研机构与行业企业组织之间的合作交流，构建上下联动、纵横贯通、内外合作的协同创新体系。通过跨领域、跨部门的深度合作，以重大项目为抓手，以研究范式转换为路径，努力在推动政府决策科学化、推动行业或院校改革发展、打造专业化研究团队和优势研究领域、推进专业数据库建设和特色案例库建设等方面取得突破。
以放管服改革释放活力。深化科研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改革，鼓励和支持省级高教研究机构开放办院（所），建构和完善上挂横联下辐射的研究网络；支持高校高教研究机构面向社会开展智力服务活动，扩大知识溢出效应。改进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改革科研考核和人才评价制度，扩大科研人员国际学术交流的空间，充分调动教育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应设立财政专项，重点支持教育决策支撑数据平台建设、高端人才引进和重大项目组织与实施。
第三，提升高等教育科研体系的效力。以提高成果质量保障效力。当前的高等教育研究还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诸如：不善于总结规律，手中缺少案例，更缺乏对各种案例内含的必然性及规律的深入剖析；不善于做反思性评价，热衷于找新对策，但对某些工作为什么未取得预期效果或为什么没做成缺乏深度反思；不善于哲学思考，对现象和本质以及主次要矛盾区分把握不准，有些研究陷入伪命题；不善于对症下药，盲目照搬国外经验，乱开方子、开大方子、开猛方子，一些成果处于“氢气球”状态；不善于多学科协同破解复杂问题，团队构成单一化，合作研究形式化等。要着力转变科研作风，大力倡导研究真问题、做真文章，鼓励开展大样本的调查研究、长周期的实验研究以及多学科的协同研究，以科研范式和科研方法的创新促进成果质量的提高。
以健全成果转化机制增强效力。完善政府决策部门与教育智库机构的常态化合作机制，建立“提任务、给条件、用成果”的良性运行机制。在继续清理各种一般事务性简报的同时，为决策咨询建议和调查研究报告保留一定空间，畅通成果报送的渠道。通过在各级政府和高校层面完善教育决策意见征集和专家咨询制度以及重大教育规划和教育政策研究制订要进行科学论证等程序，促进优秀教育科研成果在全国、区域或高校的转化。
以完善成果宣传体系扩大效力。在继续打造精品纸媒期刊的同时，规范发展网络、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支持探索发展电子期刊。完善教育科研成果奖励制度，提高成果奖的地位。加强对科研兴教、科研兴校典型的宣传，加强优秀教育科研成果推介工作。
第四，保持高等教育科研体系的定力。构建更加健全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科研体系，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始终坚持党对教育科研工作的领导，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高等教育研究者应全面履行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和学术责任，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把深入解读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作为重大任务，把“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道路、理论、制度发展的历史根脉、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作为时代使命，把“构建中国特色教育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作为重要责任，使高等教育研究事业与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相协调，与高等教育国际地位的提升相匹配。
（六）如何做好服务本校改革发展这篇大文章
陈廷柱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指出，“立足中国大地，面向基层一线，坚持问题导向，突出教育科研的实践性，以重大教育战略问题和教育教学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支撑引领教育改革发展。”这是新时代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向全体教育科学研究人员发出的动员令。高教研究机构历来具有坚持问题导向和注重立足实践的传统，在越来越强调实际贡献的评价体系中，高教研究人员要有机遇意识与担当精神，自觉增强科研服务意识，主动提升科研服务能力，切实提高科研服务水平。
总体来看，高教研究人员在服务国家及区域教育发展重大战略与重大需求方面，积极性较高且产出成果较多。究其根源，现有的学术评价与学科评估体系比较重视服务国家与区域方面的研究成果，高教研究人员在这方面的研究兴趣多与政府部门主导的纵向课题或委托任务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学术期刊上也相对容易，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重视有领导批示或采纳证明的研究报告。就强化高教研究的服务取向与实际贡献而言，难点主要是如何才能调动有关教师或团队服务本校改革发展的积极性。
2000年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在国内率先成立院校发展研究中心，并在刘献君教授的带领下以创办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为依托，力所能及地在全国呼吁和推动高教研究机构转型发展，目标就是鼓励和引导高教研究人员积极参与本校改革发展相关课题研究。近20年的时间，中国的院校研究事业基本上可以比肩世界某些国家的地位与影响，但从高教研究机构服务本校改革发展的广度、深度与效度来看，目前的状态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如何才能做好服务本校改革发展这篇大文章，其实是有条件的。关于外部条件，以上内容有所涉及，暂且不论。在学校范围内可以努力去创造或改变的条件主要是：①教师个体或团队服务本校改革发展的能力。服务学校改革发展的事项多具有明确的指向性，研究成果要能满足学校某个方面工作的需要，这与以发表为目的的学术研究有较大的不同，也不是学术研究成果结合本校情况的简单转化。且不说学术研究人员需要用较多时间和精力，去了解本校某个方面工作的相关文件与基本信息，一般也不大容易适应行政领导处理问题的逻辑结构与表达方式。没有必要的训练，科班出身的学术研究人员未必能胜任服务学校改革发展方面的研究任务。②学校要求教师个体或团队服务本校改革发展的方式。高教研究机构服务学校改革发展有多种方式，如围绕某个方面的主题或需要，把国际国内相关工作的动态、举措与政策梳理清楚，或是选取国内外同型高校进行比较分析，以便于有关职能部门或领导进行科学决策。问题是，较多高校需要高教研究机构服务高校改革发展的事项往往并不是这些，较为常见的情况是本应由职能部门完成的任务，有关领导也希望由高教研究结构来承担，如制定学校发展规划或规章制度、撰写本科教育评估或质量报告、填报各种论证报告或申报材料等。甚至某些领导把起草讲话稿、准备PPT或写期刊文章的任务，也压给高教研究机构或某些专任教师，并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同样是服务学校改革发展的内容。可以断言，学校层面若不顾及高教研究机构服务学校改革发展的适当方式，相关教师既难以高质量完成学校交办的任务，更是会加剧他们躲避、推脱与排斥心理。③教师个体或团队服务本校改革发展的收益。无论处在在什么样的时代，既要讲理想、奉献与情怀，也要论职责、发展与绩效，个人如此，单位也如此。教师个体或团队是否愿意服务本校改革发展，难以长期回避收益问题。如果他们认为发表学术论文和申报纵向课题收益更大，且能较好地兼顾职称职务晋升与提高经济收入之间的关系，势必会影响他们对待服务学校改革发展的态度。尤其是在当下，教师申报各种纵向项目以及可用论文或著作结题的校级项目的机会较多，谁还乐意去承担自己并不擅长、研究经费不多、发表受到较多限制的服务学校改革发展任务呢！即便是其他高校委托的横向课题，尽管研究经费要高很多，且支出相对便利，并对年度或聘期考核等有一定帮助，教师们也未必感兴趣。如果不实事求是地对待教师个体或团队服务学校改革发展的收益问题，仅靠感情、施压或变相采取一些边缘化高教研究机构的办法，终归建立不起来高教研究机构服务学校改革发展的长效机制。
教育科学研究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谋发展是大势所趋，特别是以高等教育研究起家并见长的教育研究机构，更要有这个方面的预见和担当。
